古印度寺院教育的兴起
佛教的寺院教育制度兴起于古印度。大约在佛陀圆寂500年后，随着寺院和石窟寺的不断修建开凿，寺院逐渐成为僧人生活和学修的主要场所。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徒们的不断努力，逐步形成了系统独特的寺院教育体系。 寺院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佛教经律论三藏。寺院的教学方式，为讲经、诵经、辩经、著述和禅观实修的有机结合。不过不同的寺院在学修方面各有侧重——有的偏重义理学习，有的偏重具体修证，有的则力图学修并重、均衡发展。学僧们除集体和个别听受三藏经典外，获取和验证所学佛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立宗论辩。久而久之，辩经成了古印度寺院教育中获取佛教知识、检验所学深浅，以至获得佛教学位最为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教育尤其注重逻辑辩论——佛教因明的学习与训练。一位刻苦学习了多年的僧人，只有在寺院举行的辩论大会上立宗辩经，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识，验证自己的闻思修境界，从而使僧团能够对他的佛法水平予以认证。因此，辩经是当时印度各寺院最普及的学修方法之一。
古印度寺院的辩经活动与龙树、无著、世亲、陈那、法称等佛教大师的积极倡导有直接关系。
据多罗那他记载，公元二世纪的那烂陀寺不仅是古印度最著名的寺院之一，也是最早的佛教大学。从公元二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七、八世纪，那烂陀寺一直是古印度佛教教育的中心之一，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国家的僧人不远万里前往学习深造，对大乘佛教的弘扬和发展、佛教人才的培养、佛教教育的系统化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大乘佛教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被称为“南瞻六庄严”的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传说都曾是那烂陀寺这所佛教大学里的主要教授。虽然他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因明以及“辩经”在寺院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而他们本人都是当时印度著名的辩论大师。
公元三世纪以来，印度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少著名寺院，如超戒寺、乌丹塔普拉寺、婆耆罗沙纳寺与那烂陀寺并称为印度四大佛寺。而那烂陀寺从公元一世纪始建到十二世纪被毁，一直是早期和中期大乘佛教(显教)的最高学府，而九世纪以后的超戒寺则是印度晚期大乘佛教(密教)的最高学府。上述这些寺院不仅是古代印度佛教教育中心，也是学习研究其它各种知识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
公元五世纪，西晋高僧法显巡礼印度时曾记录了印度各个寺院的教学情况。公元七世纪，唐朝高僧玄奘在印度游学时，曾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大乘经论，并受到那烂陀寺寺主戒贤大师的热情欢迎和亲自指导。玄奘大师在这里学习数年，并与当时许多著名佛教学者相互切磋。后来在戒日王为他举办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上悬立宗旨，无人能够难破，从而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赠予“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称号。
佛教初传西藏时，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就与藏传佛教结下了深厚的法缘。如吐蕃时期的法成、寂护，后弘期的阿底峡、释迦室利等对藏传佛教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一代宗师，都曾在这两个寺院里学修生活过。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在十六世纪时根据进藏印度高僧口述编写了《印度佛教史》，记载了不少印度佛教胜迹，在著作中就提到了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而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据说是寂护大师模仿印度乌丹塔普拉寺而设计新建的。
然而随着公元七、八世纪印度佛教的逐渐衰弱和婆罗门教的复兴，以及伊斯兰教的大举入侵，使得众多佛教寺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那烂陀寺、超戒寺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此，古印度佛教传统教学体制和辩经方式，在公元九世纪以后日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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